在书中第一章《有所想就会有所见》中，刘宇追忆了自己的高考之路。高考在即，祝所有考生圆梦今夏！
在中学阶段，大家的学习成绩就拉开了。我的成绩怎么说呢，不好也不赖吧。文科还行，数学凑合，理化很烂。能记起来文科还不错，是因为语文老师曾有几次当堂念我的作文，还有班主任史老师常常指名要我来写班级总结。不过整个中学阶段，我都没有多少学习的紧迫感，反正毕业后都要上山下乡。
完全没有征兆，1977 年 10 月中断 10 年的高考突然宣布恢复。当时我完全没有考上的信心，因为考生太多，名额太少，但总还是要试一试的。参加 1978 年的高考时，我最想学美术。那时美术类考生要提前提交作品审核，合格后才会被通知参加文化课考试。我当时曾给中央美院寄过一张自己画的素描，但后来就没了下文。无奈退而求其次，我想考文科，但是学理科的母亲觉得学文科将来没多大用处，希望我学建筑设计，这也是她的专业。我想，学建筑可以发挥喜欢画画的特长也挺好，但这意味着必须考理科。那时候没有高考复习班、强化班什么的，我曾经到天津找姥爷补习过物理。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的，曾经当过中学物理老师。那一代人的基础真是扎实，姥爷虽然多年没接触专业了，但教我物理、外语还是绰绰有余。问题是我对理科一点也不感兴趣，一边复习着理科，心里还是想着考文科，但母亲的坚持和建筑设计师的诱惑让我糊里糊涂地走上考场，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估计家里也没指望我再考大学，就决定给我先找份工作。我的运气还不错，高考失利后不久就在国家测绘总局所属的测绘研究所上班了。单位听上去还不错，但我实际上是在测绘所下面的车间当工人，具体工作是研磨测绘仪器上的镜片。在当时能进车间算是非常好的工作了，家里没给我任何压力，我心想就这么干下去也不错。至于上大学，说不羡慕是假的，但对我来说似乎遥不可及。
让我决定再考一次的动力是大学扩招。1978 年的高考全国有 610 万人报考 , 但计划招生人数只有 29.3 万人。有太多考生进不了大学的校门，于是社会各界开始呼吁大学扩招。当时先后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的林乎加在启动大学扩招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经过调研，林乎加给中央写信建议招收走读生，一方面调动高校的闲散教师资源、满足学生的求学热情，另一方面可以规避宿舍等硬件投入的压力。建议得到了的支持。从 1978 年 11 月开始酝酿，到 1979 年 2 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 36 所分校（这些分校后来合并建立了北京联合大学）。1978 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 500 分，凡是达到 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被录取。就这样，16800 多名扩招生在 1979年春天走进了北京的大学课堂。
那一年，和我同时到测绘研究所工作的毕业生有三个，其中两人正好超过了扩招分数线，欢天喜地地上了大学，而我刚好差了几分。这让我深受刺激，也因此燃起了再战一次的斗志。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树立起必胜的信心，也是第一次开始认认真真地备考。这次我决定谁的建议也不听，只遵从自己的内心，改考相对擅长的文科。
毕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当时测绘研究所的工作我还不能丢，而这就意味着我不可能有整块的时间复习，留给我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我全部的复习资料就是中学课本。1979 年上半年，单位派我到北京一个生产坦克目镜的军工厂实习，白班、夜班倒着上，我只能在工余自学。上班时怕师傅说不专心，我就把各科的要点写在卡片上，每天上班带一摞儿。吃饭时间常常只买个月饼，坐在工厂的台阶上边啃月饼边看卡片，掌握一张就扔到一边，到最后不会的卡片越来越薄。事实证明这个方法非常有效，那一年国家测绘总局组织全系统新招的青年职工考过一次数学，我竟然考了第一名。我当时就想，本来不算强项的数学能过关，其他几科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1979年7月6日，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我几乎整宿没有睡着，但第二天头一门考下来我感觉还行。全部考完以后，我已经预感大学在向我招手了。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父亲知道我的高考成绩后吃惊的表情，他不相信地说：“没想到你考了这么高！”相对于66、67、68 级三届初、高中学生的“老三届”，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77、78、79 级）大学生后来被称作“新三届”。那时有句话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新三届”大学生以超低的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1979 年有 468万考生，我成为其中二十八万分之一的幸运儿。
那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居然录取了我，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时人大刚刚复校，百废待兴，老师们刚刚从“五七干校”放下锄头，重拾教鞭。在我们新闻系79 级同学中，少数是应届毕业生，更多的是工人、农民、士兵、知青……最小的 17 岁，最大的 28 岁，我还算比较年轻的。其实多数同学的高考之路比我艰难得多，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段永生难忘的记忆，也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作家路遥的《人生》2018 年入选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我读这本小说是在大学期间，至今还记得小说开篇的题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虽然不能说一考定终身，但高考肯定算是“紧要处”的一步。我曾经羞于提起高考失利，觉得很丢人，而现在我很感谢 1979 年春天的自己能够从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中站起来，战胜自卑和惰性。好多时候结果没有达到预期，常常是因为放弃了背水一战的尝试。高考的经历还让我感悟到，任何时候都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做自己的主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坚持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或许潜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大。
人大的四年带给我最多的并不是学了多少专业知识，而是认知范围的扩大、人文精神的熏陶、职业理想的确立……当然，还有同学之间的友谊。一晃 40 年过去了，同学们，还记得毕业相册上刘锦生同学的诗吗？
摄影人的创作一定是跟他的思想情感和人生阅历一致的，在这本书中刘宇没有将以往拍摄的照片简单堆砌，而是将时代背景和个人体验结合起来，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摄影人的成长故事。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吸收摄影创作的营养，也可以触摸他和他们那一代人共同走过的岁月。
他们曾是工人、农民、士兵、学生……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让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摄影记者。从那时起，他们的创作也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个人的时光细如溪流，汇聚起来浩瀚如海。
如今，他们多数已经年过花甲，陆续退出了工作岗位，也终于有了难得的闲暇时间。刘宇用这本书交上了一份用时间积累的生命厚度完成的期末考试答卷，我也希望更多的老摄影家在安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之余，梳理以往的作品，总结拍摄的经验，分享人生的感悟。这不仅是个人经历的回望，同时也将成为记录中国社会进程和摄影发展的珍贵文献。
刘宇，你说你最喜欢美国报人普利策说的一句话：假如国家是一只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上的瞭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你一直是我们身边不声不响的“瞭望者”。你坚持：记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关注和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摄影记者永远是站在照相机背后的人。你不喜欢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但你的信念和热忱早已镌刻进你那些冥想和平、爱与诚实的画面中。
我在想，沉甸甸的履历，镌刻的绝不仅仅是汗水和泪水，它同时也丰富、历练和成就了一位优秀摄影家感知世界、理解人生、判断进程、锤炼精品的前提和能力。2014 年，他调任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一职，我曾以为，至少在职期间他不会有时间拿相机了。但是，一年后，他利用上下班乘坐地铁的时间抓拍的新闻纪实专题摄影作品《4号线》问世。在这个专题中，受众见证了摄影家融入生活、解读社会、记录历史的思想深度与大爱情怀。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即引起了热评。
对于刘宇而言，积生命之高度和厚度，进而赢得作品之长度，这是境界，是审美，更是幸福。
刘宇，1959年生于北京。1983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新华社，曾任新华社摄影部、伦敦分社和华盛顿分社摄影记者，摄影部中央新闻采访室副主任、采访中心副主任、社会新闻采访室主任、国际照片编辑室主任。1996年晋升高级记者。2014年8月，调任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任。还先后担任北京摄影函授学院理事长、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及纪实摄影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等，现任中国工业摄影协会副主席。
曾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新华社十佳记者”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所拍摄的作品曾四次获得“中国新闻奖”，连续三届中国新闻摄影记者“金眼奖”、全国摄影艺术展览金奖、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金奖等。担任众多展览的策展人和摄影大展的评委。曾出版《我怕将来会忘记》、《武汉66天》、《目击世纪末热点战争》（合著）、《人间光亮》（合著）等。